“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”是自我革命的深层内涵 | 社会科学报

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《决议》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时，“自我革命”是其重要概念。《决议》对自我革命的内涵作了两个方面的揭示，比较外层的是以壮士断腕、刮骨疗毒的勇气清除党内的腐败，即“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，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。”党的十八大以来，这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，一方面无情地剜除了党内的腐肉，另一方面整顿了一度松懈下滑的党风党纪，使党的政治素质和品质得到极大提升，党的政治形象得到极大改善。通过自我革命，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形象大幅恢复，中国的政治生态得到改善，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空前上升。　

原文 ：《“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”是自我革命的深层内涵》

作者 | 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    黄力之

图片 | 网络

敢于直面问题，勇于自我革命

对自我革命的更深层次内涵，六中全会《决议》有更充分的揭示，指出，“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。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。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。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，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。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，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，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敢于直面问题，勇于自我革命。” 

六中全会《决议》将党历经百年沧桑而充满活力的奥秘，归之于始终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。为什么坚持真理一定要与修正错误联系在一起呢？乃是因为真理与错误的关系里内含着错误不可避免的前提。

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，是社会先进分子组合的群体，但是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个体的人，没有人就没有党组织，因此，党的思想路线和实践行为总是离不开人的认识活动。中国古人说，“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”（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）这就是承认人犯错误之不可避免。邓小平在反对“两个凡是”时就说过，毛泽东同志说，“一个人只要做工作，没有不犯错误的。又说，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，如果不犯错误，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？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，不那么完备、准确嘛。”（《邓小平文选》第2卷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38页）

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人的认识误区即错误的存在与发生机制。马克思在1845年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讨论了认识论的根本原理：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，因而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，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，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。这就是说，当人的思维能够通过实践来加以证明时，它就是正确的，反之则是错误的。

依据马克思的基本思路，毛泽东在《实践论》中对人的认识发生机制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，“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，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，如果不合，就会在实践中失败。人们经过失败之后，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，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，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，所谓‘失败者成功之母’，‘吃一堑长一智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1卷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84页）　　

修正错误与坚持真理不可分开

人的认识、实践与实际不相符合，从客观来说，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具备，任何杰出的人物也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。从主观来说，那就是人过分地相信自己的经验与已经具有的知识水平，不去深入认识实际生活的一切方面，从而使自己与实际发生脱节，思想不能正确认识实际情况。

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，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是前无古人的事业，另一方面中国自己的国情又决定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殊性，想要先验地准确预测未来，不犯任何错误，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。正是由于党及时吸取了曾经惨痛的教训，才逐渐掌握中国革命的真理，才谈得上坚持真理。

依据真理与错误之客观关系，习近平总书记在《决议》起草情况所作的说明中指出：“党中央认为，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，用具体历史的、客观全面的、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。要坚持正确党史观、树立大历史观，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、主流本质，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，从成功中吸取经验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，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。”这一论述对《决议》中“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，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”作了精准诠释。

修正错误，落实“以人民为中心”

六中全会《决议》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科学总结党的历史，忠实于全部历史事实，不只是提供了党取得的伟大成就，也指出了党的历史上存在过的失误与挫折。六中全会《决议》对党史上的正反两方面事实的秉笔直书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事求是精神，真正做到了“用具体历史的、客观全面的、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”。

对于党史叙述中列出的错误和挫折，我们不能错误地情感用事，不能站在错误的一边，而要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础上再辅之以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价值观，以此自我鞭策。

“以人民为中心”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价值观，是初心使命之所在。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前，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指出，“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，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，一刻也不脱离群众；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，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；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；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。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，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；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，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。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3卷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094—1095页）

事实上，在发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错误以后，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，他说：“有了错误，一定要作自我批评，要让人家讲话，让人批评。去年（1961年）六月十二号，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，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。我说，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、各地方去。事后知道，许多地方没有传达。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，而且应当隐瞒。同志们，不能隐瞒。”“我们是干革命的，如果真正犯了错误，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，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，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，并且自己做检讨。”（《毛泽东文集》第8卷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96、292—293页。）

按照这个价值观逻辑，如果我们不去修正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错误，那就意味着会继续损害人民的利益，再进一步，如果我们认识不到错误，或者不承认错误，那又怎么可能修正错误呢？正如1981年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所指出：“忽视错误、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，这本身就是错误，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。”历史已经提供了这一方面的教训，我们万万不能忘记。

恩格斯曾经在表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说过，对历史事实要进行思想反映，这种“反映是经过修正的，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，这时，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》第2卷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603页）意思是说，我们固然要以忠实于历史事实的态度去叙述历史，但这并不是目的，历史叙述是有主体性的，即寻找出历史事实中的内在联系和规律，为历史事业服务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历史叙述是一种“修正”和“考察”，而不是事实的堆砌。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运用于党史观，表述为“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、主流本质，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，从成功中吸取经验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。”

这样，一方面要直面党史的全部事实，另一方面要对这些事实进行“修正”和“考察”，确认党史的主题主线、主流本质，叙述成功事实是为了吸取经验，承认失误事实是为了吸取教训，共同的目的是为未来提供正确的路径。

六中全会《决议》总结的是党的百年奋斗史，包括从党的诞生时期到当下。《决议》不仅回顾前两个《决议》所面对的历史，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，而且面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。六中全会《决议》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原则，实事求是地解决了这些问题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，回顾与研究党史的目的是为了未来。我们相信，在六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，我们党的事业会更加兴盛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定实现。

文章为社会科学报“思想工坊”融媒体原创出品，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85期第3版，未经允许禁止转载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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